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大一統的全球化將面臨調整

今年年初,德國杜塞爾多夫藥店里的消炎止痛及心血管、糖尿病等基礎的德國品牌藥品突然出現供貨緊張。背后原因是,位于其供應鏈另一端的中國,因疫情原因停工停產,導致原材料無法供給。而疫情發生逆轉后,中國工廠逐步復工,但外國工廠卻停工停產。在此期間,雖然部分中企通過尋求國產替代品來解決供應鏈問題,但實際上,諸多企業因關鍵零部件產品在短時間內無法實現全面研發和生產,深受困擾。

德國北威州投資促進署南京代表處執行首席代表徐軍在新時期中國企業國際化生存與發展講座上指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無論是中企還是外企對國際供應鏈的依賴會是一個常態。”

徐軍稱,“疫情凸顯了以利潤成本為導向的產業國際化和特殊時期的國家安全、經濟和民生的保障需求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引起各國高度重視,紛紛出臺政策,保證自身的供應鏈、產業鏈安全。”

疫情將成為全球化終結者的觀點一時間甚囂塵上。

“目前來看,全球化還很難有一個替代的方式。”國際職業經理人勾建輝認為,今天的全球化確實面臨兩大問題:一是風險管控。以國內和國外兩個供應鏈來看,在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相繼癱瘓,相互影響,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全球市場都會受影響,這也帶來很大警示,除了效益外,全球化還帶來風險。在以前低水平的國際化時代,風險可以分散在相對隔離的國家或區域,現在整個鏈條的備選方案越來越少。二是全球化帶來財富的分配不均和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全球化的精髓在于通過全球的資源配置實現最佳成本效益,但有些國家、企業或個人并沒有搭上全球化的列車,比如,諸多歐美藍領階層的工作崗位轉移到新興市場,未享受到全球化紅利的發展中國家等。由此,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聲勢越來越高漲。

“上述環境的變化或迫使中企加快國際化路徑,要么適應環境作出調整,要么退出一部分國際市場,這是一種可能性。”勾建輝指出,這一趨勢在各國出臺政策中也有所體現,比如,歐洲或者德國政府并不反對中企在當地投資建廠。

日前,德國聯邦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接受德媒采訪時表態,“打壓全球化不是個好主意,但減少單一依賴、重新獲取敏感行業的國家主權卻是需要的。”

徐軍指出,德國確實是促進與保護并進的態度,一方面鼓勵企業到德國境內投資設廠,如涉及疫苗研發、防疫物資等,可申請到最高30%的補貼。另一方面,目前非歐盟類企業并購德國企業的審查紅線從25%股權大幅降低至10%,審查的范圍為涉及安全領域的企業。若歐盟以外企業并購達到股權的10%,必須強制性提交審核申報。

“要解決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必然會導致全球化現有模式的變化,而這并非全球化的終結。”勾建輝認為,全球化會有一個蛻變。從微觀方面來看,企業要全球化,必須實現本土化,這將會被賦予新的意義。企業要在關鍵的市場實現本土化,需要70%以上的本土供應鏈供應,或是“在此地,為此地”的供應模式,即“屬地化”。這就需要企業在成本及效益方面做出讓步,因為要滿足各個國家對于公共衛生、國家安全、就業、財富分配等需求,否則將面臨重要的市場落空。從宏觀視角來看,大一統的全球化模式面臨挑戰,在全球不同的區域,或者要根據某種特定的標準,會形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性自循環經濟體,各有所需,供與求達到平衡,上述自循環經濟體之間會建立一定的壁壘。

“新一輪的全球化模式,可能會產生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技術和貿易壁壘。”勾建輝指出,無論何時,創新能力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前提。若企業擁有原創性的核心技術,甚至是技術平臺,可成為市場準入或配額方面的關鍵的牌。若僅依賴應用技術、業務模式的模仿、信息不對稱等方式,則只能在現有的圈子里生存。此外,企業要依靠持續的人才投資戰略和戰略執行,必須有一個從錄用、培養、重用到發展的人才體系。

“未來中國與全球市場仍將緊密相連,關上門,靠內需完全解決問題的思路已經落伍,一旦自我封閉,落后只是時間的問題。對于企業而言,應該堅持全球化思維,尤其是樹立國際視野。”勾建輝強調,目前,我們不能完全看出市場的未來走向,但市場的不確定性越高,就越需要一種洞察力,企業之間競爭就是誰先預測到潛在的市場變化,并且作出及早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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